早會的最後一個字落進空氣裏時，我正把“金地尚林苑尾款跟進”寫在便籤紙最上面，筆尖頓了頓，墨水暈開一個小圈
“林墨，你出來一下。”
楊店長的聲音從身後傳來，手指在我胳膊肘上捏了捏，力道比平時重。我回頭時，他已經轉身往樓梯間走，藏青色外套的後領沾着點頭皮屑——上周開冬季例會，我還幫他拍過，當時他說“家裏暖氣壞了，一晚上沒睡好”。早會散場的同事們勾着肩往外走，小吳路過我身邊，把一顆還帶着涼意的橘子塞我手裏：“剛談成金地的大單，怎麼店長還找你？是不是要給你發獎金啊？”我捏着橘子，皮上的紋路硌着手心，沒來得及接話，就被樓梯間的陰影裹了進去。
樓梯間的聲控燈還沒亮，楊店長靠在第三節台階上，手裏的保溫杯蓋擰了三次，金屬扣“咔嗒”響了三次，沒打開。“你跟周哥那單金地尚林苑，”他終於開口，聲音壓得比樓梯間的回聲還低，“客戶李總鬧到魯老板那兒了，說對口學區不是南湖小學，要退全部中介費。”
我手裏的橘子“咚”地砸在台階上，滾到楊店長腳邊。“不可能啊。”我蹲下去撿橘子，指尖觸到台階縫裏的灰塵，“金地尚林苑交了教育配套費的，我去年入職背學區劃分時，特意在筆記本上畫了紅星號，3棟李姐家孩子，去年 9月還去南湖小學報的名……”
“客戶說，是你親口承諾的‘百分百對口南湖小學’。”楊店長終於擰開了保溫杯，熱氣往上冒，模糊了他的臉，“魯老板拍板了，賠客戶 2萬中介費，這錢從你業績裏扣。”
“扣我的？”我捏着橘子的手猛地收緊，酸甜的汁水流到手腕上，黏糊糊的。“這單從帶看開始，我跟周哥一起跑了八趟業主趙哥家，談價時我熬了兩個晚上做市場對比表，連趙哥家陽台的滲水問題都幫着找了裝修師傅估算修補費，怎麼現在出了事，就只扣我的？”我站起來，聲控燈“啪”地亮了，照見楊店長眼底的紅血絲——前幾天聽同事說，他家裏最近出了點問題，他那段時間天天在辦公室啃泡面，愁得頭發都白了兩根。
“客戶和周哥，都說是你承諾的。”楊店長把保溫杯遞過來，杯口還沾着點茶葉，“喝口熱水，我知道你委屈。”我沒接，橘子皮在手裏被揉得皺成一團。去年冬天一店沒暖氣，我跟周哥裹着同一件軍大衣在路邊給業主打電話，他把熱乎的肉包子分我半個，說“小林，咱們是共患難的兄弟，以後有單子一起做”；上個月談金地的單子，周哥還拍着我肩膀說“主談得靠你，我嘴笨，說不過客戶”，怎麼現在，他連一句“不是他一個人的錯”都沒說？
“店長，你是知道的，”我聲音有點發顫，“這單怎麼成的，店裏同事都看在眼裏。客戶一鬧就賠錢，還只扣我的業績，這不是欺負新人嗎？”我來公司才一年零三個月，提成點數比周哥少兩個點，上個月工資扣完社保才 6800——給媽媽轉 2000是她降壓藥的零頭，3000定期是攢着給她換冰箱的（家裏那台老冰箱制冷早不行了，媽媽總說“還能湊合用”），剩下的 1800要付房租和水電費。2萬業績，相當於我三個月白幹，連媽媽下個月的藥費都得跟同事借。
楊店長把保溫杯放在台階上，手指在杯沿蹭了蹭，指甲縫裏還沾着點黑泥——應該是昨天幫業主搬家具蹭的。“魯老板說，周哥手裏還有兩單寫字樓的業務要跟公司籤，不能得罪老客戶。我跟他爭過，他說……這是店裏的決定，我也沒辦法。”
“店裏的決定？”我盯着他，“那責任也該兩個人擔吧？扣我一萬，扣周哥一萬，憑什麼全算我的？”
“你要實在不服，找魯老板說去。”楊店長往樓梯口走了兩步，又回頭，聲音放得更輕，“小林，不是我不幫你，我這個店長……也得看老板臉色。”聲控燈滅了，他的身影融進黑暗裏，只留下保溫杯在台階上，冒着微弱的熱氣，像他沒說出口的歉意。
接下來的三天，我像揣着塊冰上班。給魯老板打電話，要麼是忙音，要麼是“正在開會”；發微信，他只回了個“收到”的表情，連句解釋都沒有。直到周五下午，我在門店門口撞見他——黑色 SUV停在路邊，魯老板從車上下來，西裝領口沾着點火鍋油星，手裏攥着個牛皮紙袋，應該是剛收完客戶的定金（聽說他最近在跟客戶合夥開火鍋店）。
“魯老板！”我跑過去，手裏還攥着記滿學區信息的筆記本，紙頁被我翻得卷了邊，“關於金地那單扣業績的事，我想跟您說說……”
他擺擺手，牛皮紙袋裏的煙盒“譁啦”響了一聲。“這事楊店長沒跟你說？店裏都溝通好了。”他側身要走，我趕緊擋住：“可是我沒承諾過客戶學區，而且這單是我跟周哥一起做的，他也有責任……”
“小林，”魯老板的聲音冷下來，手指在我肩膀上推了推，力道不輕，“客戶和老周都說是你說的，你還糾結什麼？年輕人，多承擔點不是壞事，別總想着爭對錯。”他繞過我，拉開車門，“我還有事，下次再說。”車門“砰”地關上，尾氣吹在我臉上，帶着股汽油味混着火鍋的牛油味，嗆得我鼻子發酸。我低頭看筆記本，上面趙哥的證詞、物業張叔的記錄，突然都變得模糊——原來我的委屈，在“店裏的決定”面前，連一句辯解的餘地都沒有。
但我沒打算就這麼認了。午休時，我抱着筆記本去了金地尚林苑的物業。保安張叔正趴在桌上寫值班記錄，見我進來，把搪瓷缸子推過來，缸沿還沾着點茶葉：“小林，又來問學區啊？上周你幫我孫子找的奧數題，他說特別有用。”他翻到 2020年 9月那頁值班記錄，手指在“3棟李姐”那行頓了頓，“她家娃去年 9月上的南湖小學，，那天還是我幫她搬的入學資料，錯不了。”他把記錄推給我時，茶杯底在桌上蹭出一道水漬，“你要是不放心，我給你找李姐的電話，她能給你作證。”
我把李姐的電話記在筆記本上，下午給李姐打電話，她在電話裏笑：“小林啊，你別跟那客戶置氣，他肯定是聽了別人瞎說的——我家娃都在南湖小學上二年級了，你要是需要，我現在就給你拍學生證照片。”掛了電話，我又打教育局的諮詢電話，響了七聲才接通，接線員的聲音像隔着層棉花：“2021年的學區劃分還沒正式公布，2020年金地尚林苑是對口南湖小學，但每年都會微調，不能保證今年一定不變……”我還想追問“微調的範圍是什麼”，電話裏傳來打印機的咔嗒聲，然後“嘟嘟”地斷了。
那天晚上，我在出租屋裏翻樊登讀書 APP，耳機裏放着《逆商》，樊登說“挫折不是用來打敗你的，是用來讓你看清方向的”。我把趙哥、李姐、張叔的證詞整理成表格，貼在筆記本最前面，又在旁邊寫了句“明天再去教育局問，別放棄”。窗外的路燈照進來，在表格上投下一道細長的影子，像我剛入職時，對着曲江學區地圖畫的路線——那時候我還跟蘇曉說，“要把每個小區的學區都摸透，做最專業的中介，不讓客戶吃虧”。
接下來的一個月，我成了物業和教育局的常客。有時候早上帶看完客戶，中午就繞去物業，張叔會把最新的業主入學登記給我看，還幫我留着熱乎的包子；有時候下班晚了，就蹲在教育局門口等值班人員，遞根煙，問兩句“學區劃分大概什麼時候出”。同事小吳見我總抱着筆記本，把一張便籤塞給我：“我姐在教育局基礎教育科，她說今年曲江的學區變動不大，金地尚林苑大概率還是南湖小學，便籤上是她的電話，你要是急，就打給她。”便籤紙的邊緣畫了個小太陽，墨水是粉色的，像蘇曉以前給我寫的便籤——她總愛在便籤上畫小太陽，說“給你充點正能量”。
我沒打那個電話，卻把便籤夾在筆記本裏。每天下班前，我都會翻一遍那些證詞，像在確認自己沒做錯。周哥偶爾會跟我一起帶看，路上他會說“墨兒，你最近帶看量上去了，年底肯定能沖銷冠”，卻從沒提過扣業績的事。有一次在業主家樓下，他把一瓶冰鎮礦泉水遞給我：“天熱，喝點水降降溫。”我接過水，瓶身上的水珠滴在手上，涼得像樓梯間的空氣——我等着他說句“那 2萬的事，對不起”，可他只是轉身去開車門，說“下一個業主還在等咱們”，語氣自然得像什麼都沒發生過。
終於在一個月後，5月 15號那天早上，我剛打開電腦，業主群裏突然彈出一條紅底白字的公告——“曲江新區 2021年義務教育學區劃分正式公布”。我手指點進去，往下滑，心髒跟着指尖跳得越來越快，直到在“南湖小學”那欄裏，“金地尚林苑（已繳納教育配套費）”幾個字跳出來，像在屏幕上發着光。
門店的打印機在響，小吳在哼《好運來》，我盯着屏幕，眼淚突然就涌上來。不是委屈，是鬆了口氣——那些跑物業的下午，那些打不通的電話，那些寫滿證詞的筆記本，終於有了個說法。我把手機揣進兜裏，去茶水間接了杯涼水，對着鏡子扯了扯嘴角，發現嘴角有點抖，就又喝了口涼水，直到喉嚨裏的哽咽壓下去。鏡子裏的自己，眼底有點紅，但眼神亮得很——像剛入職時，第一次談成單子那天。
我沒拿着公告去找魯老板，也沒跟周哥提。扣掉的 2萬業績已成定局，財務那邊的單子早就籤了字，我再去找，反而像在討饒。只是那天中午，魯老板在周會上提了句“金地尚林苑的學區事，是客戶誤會了，大家以後跟客戶說學區時，記得把配套費的事說清楚”，沒提我的名字，也沒說要補回我的業績。周哥坐在我旁邊，手裏轉着筆，筆杆都快被他轉掉了，會議結束後，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墨兒，剛才魯老板說的事，你別往心裏去。”我點點頭，沒說話——他終於說了句沾邊的話，卻不是我等的那句“對不起”。
日子還是照樣過。帶客戶看學區房時，同事們會下意識喊我：“林墨，你跟客戶說說，金地那學區到底怎麼回事？”我會把筆記本翻開，指着那些證詞，跟客戶說“交了配套費就對口南湖小學，去年 3棟李姐家娃還上了”，客戶點頭時，我會想起張叔遞過來的熱包子，想起李姐的學生證照片，想起小吳畫的小太陽。
有天下午，我帶客戶看完金地的房子，在小區門口給媽媽轉了 1500，附言“這個月業績不錯，您買點好吃的”——少轉的 500，是補上扣掉的業績裏，原本要給她買進口水果的錢。沒過兩分鍾，媽媽的語音就發過來了，聲音帶着笑：“你別總騙我，我聽小吳說你前段時間扣了業績，錢夠不夠花？冰箱最近制冷還行，你別總想着給我換，自己多買點肉吃。”我站在路邊，風從銀泰城那邊吹過來，帶着點烤紅薯的香味，眼淚又差點掉下來。
想起蘇曉前幾天給我發的微信，說她“最近幫客戶過戶，遇到個跟你一樣認死理的中介，非要把學區查清楚才籤單”。我手指在屏幕上敲了敲，想跟她說“我也查清楚了”，又刪掉——覺得沒必要，她肯定早就猜到了。
樓梯間的保溫杯，魯老板的牛皮紙袋，周哥沒遞過來的道歉，還有我筆記本裏的證詞，都像風裏的烤紅薯香味，散了，卻又留在心裏。原來職場裏的公平，不是別人給的，是自己掙的——就像我筆記本裏那些畫着紅圈的證詞，就算沒人看，也能證明我沒做錯；就像那雙被我穿了兩年的皮鞋，鞋尖有劃痕，但擦上鞋油，走在路上還是穩得很。我摸了摸口袋裏的筆記本，封面被磨得有點軟，裏面的粉色小太陽便籤還在，在陽光下閃着光——像蘇曉說的那樣，是給我的正能量。
